新机场自动化项目组邀请泰雷兹公司开展技术交流
将做错事的权利理解为一种道德权利，会面对一项门槛式的批评，即不融贯批评。
动态问题提出了若干需要关注的方面。在脆弱型自然国家中，国家唯一支持的组织就是国家本身，即统治联盟。
永续性的缺失意味着，不存在可以约束政府官员尊重政治制度及保护权利的可信承诺。同样，是国家的永续性保护了法官的独立性。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例子，按意愿遗赠财产的权利。由于公司制允许实质的风险分担，所以比合伙制具有长得多的生存期限。第一个启动条件是针对精英的法治，其中各种形式的精英特权转变成了精英权利。
平等、公民的联合，以及共享政策都降低了对破坏性再分配的需要，这种再分配可能破坏开放进入秩序。光荣革命后法官变得更加独立于国王。它和中国古代的思维之间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仍然把民事正义和刑事正义看作一个交搭和互动的整体。
本文力图论证，认识到中国非正式正义体系的历史和演变，方才能够认识到中华法系的特色及其在世界各大法系中的位置，尤其是其与如今已经大规模引进的西方正式法律理论-条文-话语之间的异同。薛允升注：此条系《明令》。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仲裁，在地方政府普遍以招商引资为第一任务的大环境下，也只能起到很有限的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99] 参见Paul. McCold, The Recent History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Dennis Sullivan and Larry Tifft, eds., Hand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23-41。
因此，我们如果仅从现代西方法学理论框架来检视中国的正义体系，便很容易忽视中华法系高度依赖非正式正义的特点。[47] 这是由传统的基本完全自愿的调解机制和现代革命所建立的党-国政府体制间的互动结合的产物。
我们要追问，在所有的民事纠纷之中，非正式正义（调解）成功解决了多大比例的纠纷？在所有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半正式的法院调解又起到何等程度的作用？怎样估量美国和日本在诉讼频率方面的悬殊差距？在刑事正义体系方面，则也许可以从刑事案件频率（如每十万人中的严重刑事暴力案件数）出发（适当纳入监犯数量和死刑所占比例的估量），分别检视非正式正义体系和正式正义体系所起的作用（当然也要考虑到欠缺有效枪械管制的因素）。有的更伴随地价的进一步上升而一再讨要如此的找贴。在法治指数的计算中，两组的数据被赋予同等的数值，也就是说，几位专家们的意见无疑是最关键的，被赋予相当于1000名普通人的等值。两者实际上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民事正义体系。
[47] 工商部门一度曾处理了大量的合同纠纷，在1990年最多时达到45万起，但之后趋于式微，到2009年只处理了1.2万起，合同纠纷已经转为主要由法院处理。这是一个基于道德理念的想法，包括和、仁、让、忍等可以被视作礼所包含的价值观。[15] 例如李贵连：《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24-34页。譬如，秦汉以来，中国便已形成诸子均分家庭财产的社会惯习。
两者的联结，可以说比单一依赖礼或法、道德或逻辑、非正式或正式正义，具有更灵活地适应社会变迁的弹性，更能兼顾实用。[93] 如今，当遇到纠纷，民间调解仍然是大多数日本人的第一选择。
它既展示于中国对待二元（譬如，乾坤或阳阴）的思维，也展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法家和儒家、儒家和佛教、耕种文化和草原文化），其关键在于把被对立的二元综合起来，在其并存和相互作用中探寻其综合与超越。笔者之所以用文物主义（antiquarianism）来形容将中西古今对立的观点，是因为它说到底乃是一种博物馆意识，要求还原其珍品，原封原状地展览。
[109]更详细的论析，参见[美]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158-179页。在那样的激烈反复过程中，难怪中国法学界会一直都困扰于要么是全盘西化、要么是本土主义的二元对立，一直没有能够在其间找到平衡、综合或超越。虽然如此，因其实际数量缺乏系统记录和统计，不好估计。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下属的仲裁机构所做的劳动纠纷仲裁，数量不小，需要分别讨论，详见下一节。[90] 同注88，第183-187页。[6]世界正义工程以后如果真的将非正式正义（informal justice）范畴纳入其指数，无疑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对正确理解、衡量中国的正义体系整体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道德与实用 连带相关的是，道德理念和法律的实用性运作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美国的古典正统法学理论传统中，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主义观点得到最清晰和集中的表达，其代表者是1870年到1895年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
在基本是自愿性的基层社会调解之外，还有众多的半正式调解——即有政权机构参与的各种各样调解。其后，在1828年的一起案件中，刑部作出了更明白的解释：在赤贫待毙的穷人中，如果妻子为了生存也自愿被卖予别人为妻，法律不该视作犯奸行为而惩罚她或出卖她的本夫。
如此的实用观点，既贴近美国法学在形式主义正统（classical orthodoxy）理论之外的近乎主流的法律实用主义（legal pragmatism）传统，也与该组织是由在职律师们而不是象牙塔里的教授和理论家们所发起和组织有关。[55]但是，共产党很快就发现，革命军人和农村人民大多反对如此的法律规则。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古代正义体系中的律典之所以会以刑为主，是因为它能够凭借其庞大有效的非正式正义体系来解决大部分的民间细事纠纷。其实，非正式正义和正式正义的有机结合是实用道德主义的最佳例子。因此，实用道德主义所表述的，也就是中国法史学界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由儒、法结合而组成的古代法律思想（阳儒阴法），也是汉代上半期法律儒家化概念所表达的核心。6. Chū Tung-Tsu , 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Paris: Mouton,1961. 7. Dan Fenno Henderson, Conciliation and Japanese Law: Tokugawa and Modern, 2 volum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5. 8. Stephen N. Subrin and Margaret Y. K. Woo, Litigating in America: Civil Procedure in Context,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2006. 9. Klaus J. Hopt and Felix Steffek, eds., Mediation: Principles and Regul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5, World Justice Project, 2015. 注释： [1] 学界一般把西方大陆法系、西方（英美）普通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并称为世界五大法系。
正因为如此，成文法才会保留其（自秦代以来的）以刑为主的特色。（2）以为即便有民事法律，它也是由刑罚所主宰的，不可和（西方）现代的民法（私法）相提并论。
[100] 同注99，黄宗智文，第730-735。虽然如此，人民调解如今仍然起到很大的作用，如表1所示，在基层社会的每两起纠纷之中，仍然有一起是由社区调解解决的。
在公安部门受理的年均840万起案件之中，有29%的案件是由调解来处理的。像世界正义工程那样完全忽视农村和农民，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偏向，足使我们质疑其整项工程的客观性。
这也是法律通过长期的实践之后，回应社会现实而创立新条文的实例。[56] 但是同时，国家回应新的社会变迁和需要，在别的司法领域扩大了行政调解的范围。同时，通过（政府或司法）威权的介入，大规模地扩大了非正式正义体系的适用范围、规模和成效。即便进入法庭程序之后，采用调停/和解程序的案件，也达到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总数的足足两倍，其中有55%成功结案。
我们要认识到正式法律体系是以非正式正义体系为给定的前置条件，这样才能看到两者的结合其实组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乎民间财产权利的正义体系。[70]事实是，英格兰的诉讼费用，虽然已经和美国同样达到高昂得普通人无法承担的地步，并且因此促使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必需找出另一种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探索中却是困难重重。
虽然如此，在实际生活中，已婚的兄弟妯娌多难免会闹矛盾，故而在父母去世之前便需要分开。亦见同注8，第二卷，第18页。
如今中国的法史研究之所以处于脱离现实的困境，正来自如此的文物主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清律例》和《中华民国民法》之间的延续性（特别明显的是新法典对典权的援用，这是成为其范本的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所完全没有的独立一章）。
